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正热烈进行，足球赛事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然而，一个几乎被热议到极致的焦点是，拉美国家似乎正在将这届世界杯转变为美洲杯的舞台。卫冕冠军西班牙队以0:2输给了前殖民地智利，成为本届赛事最早被淘汰的队伍。有网友略带讽刺地评论：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西班牙在拉美强势了四百余年；而这一次，西班牙队仅仅停留了一周便打道回府。

拉美人在足球场上的胜负恩怨，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不仅是因为他曾以优美文笔回顾这项美丽运动——写下《足球往事》，更因为这位知名的左翼斗士以笔为剑，创作了轰动世界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部战斗檄文将五百年间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大地赤裸裸的掠夺公之于众：我们的贫穷，源于他们的富有；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发达。这部文字犀利、畅快淋漓的经典之作，使其成为出版界的“常销书”和拉美左翼的“圣经”。

然而，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表，似乎发生了一些观念上的转变。在世界杯开赛前两个月于巴西利亚举行的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73岁的加莱亚诺对自己三十年前的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流露出些许反思。他坦言，“我当初试图把这本书写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并不具备必要的学术训练和知识储备。”如今，“现实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我自己也改变了很多。”他认为那本书“属于过去的时代”，“我无法再重读它，否则会感到晕眩。那种传统左派的论述风格对我而言太过沉重，我的身体已难以承受。”相反，多元化似乎成了他新的信念。“现实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人类境况本身就是多样的。直到今天，仍有人将多样性视为威胁。幸运的是，多样性并非威胁。”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20世纪后期至今的东亚经济繁荣，为加莱亚诺曾经的信念提供了一个反例；而21世纪初拉美凭借大宗商品繁荣创造的“增长的十年”，或许更让他体会到坚持旧有观念的沉重。实际上，相比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巴西、智利以及他的祖国乌拉圭所进行的社会民主实验赢得了更多支持，也是他更倾向于赞扬的。这种转变的发生，或许是因为早在四十三年前，他就曾忧郁地预见，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和索尼主导的世界里，“技术女神不讲西班牙语”的状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改变。

发生改变的不仅是加莱亚诺个人，拉美民众也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历史。有证据显示，他们对全球化表现出惊人的接纳态度，对历史上新旧殖民主义带来的伤痛也给予了相当的宽宥。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毕竟在思潮纷繁的拉美大陆，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如今，两大著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数据均表明，拉美人正在拥抱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和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发现，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积极的，这一比例几乎是持负面看法者的五倍。绝大多数受访者（超过80%）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抱有正面观感。同时，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在2002年和2010年对8个拉美国家的民众采访后发现，在关于“外国大型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的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积极的。调查还显示，在拉美地区，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青睐：约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转向”，马杜罗总统面临的进退两难，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再次出现，或许正将“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这种充满激情的断言，从一个坚定的感叹号转向一个迟疑的问号。这些过去和现在更多强调外部危险的论述，或许不得不转向内部反思，去探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那个具有决定性的内在因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和拉美国家的知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地点选择颇具深意！），探讨两个美洲——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差距。会上，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和自然环境等因素被归类为“无法解释差距的因素”，因为它们在理论上或实践中已被证明解释力不足。不过，相对而言，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一些。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常被视为前者是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阻碍。但一个悖论在于，在亨廷顿所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多数新兴民主国家都信奉天主教。或许相较于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为关键，影响也更深远。“在拉美，非正式的秩序往往决定了正式制度的运行方式。”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的潜规则写入了其宏篇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他不仅强调了产权、法治以及能够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也指出了政策和社会结构的解释作用。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产物，而政治制度本身却难以变革。同样，不断出现的社会冲突和动荡也导致了拉美的不发达，但这恰恰是制度造成的结果，因为其制度安排往往只顾及了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即达龙•阿塞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所定义的“攫取性制度”，而非“包容性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格隆多纳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中所言，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不发达转型”的国家，即在达到发达状态后又重新滑落到不发达境地。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说，世界上存在四类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日本和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不发达转型”受到一种引力的作用——即民粹主义的诱惑。1930年之后，阿根廷便陷入政变、冲突和动荡的漩涡中难以脱身。此后大部分时间里，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治，至今困境依然。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鼓吹大众动员以对抗现有秩序的政治哲学，民粹主义的影响力从未减弱。今年4月，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的主要理论推手厄内斯特•拉克劳逝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设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设计、协调并构建一个国家思想智库”。

阿根廷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也并非受此诱惑最深的国家。经历了十年的经济增长之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仅仅依赖于大宗商品，而与技术进步、创新和效率提升关系不大。发展似乎在这里只是转了一个弯，缓慢增长或许将成为拉美地区的新常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而南方共同市场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6%。甚至有传言称，巴西正在变得像阿根廷，阿根廷正在变得像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在变得像津巴布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