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班：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克罗地亚足球名宿博班再次回到萨格勒布迪纳摩，这一次他肩负起俱乐部主席的职责。在此期间，他接受了《卫报》的专访，分享了与欧足联的关系，以及对国际足联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见解。

马克西米尔球场上，午后的薄雾笼罩着建筑轮廓鲜明的线条，为其增添了几分庄严感。街对面的楼里，博班正坐在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食堂中，一边享用墨鱼汁烩饭，一边向记者讲述自己归来的缘由。旁边正是他曾在此度过青训岁月时休息的房间，他在这个俱乐部体系内逐渐成长起来。“这段经历对我而言，在情感上是最为浓重的一笔，”博班注视着眼前的场景，思绪回到了从前，“我不回到这里，又能去哪里呢？”

他的职业生涯早已遍布足坛。在足球管理岗位上，博班每一阶段的任职时间虽然不长，却都引人注目。假如不是过去十年他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担任重要职位时所发出的声音，这项运动的发展路径可能会大不相同。自两年前辞去欧足联的职务后，外界依然认为这位有主见、坚持原则的人仍有更大的发展舞台。但事实是，他的世界以另一种方式既收缩又扩展：在苏黎世与尼翁任职时拥有的政策制定权和影响力已经消失，然而，没有任何职务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持续处于公众视野之下，面对接连不断的关注和质疑。

当天报纸上的报道便是明证。球队前一晚在欧联赛中以1-3负于皇家贝蒂斯，尖锐的批评随之而来。“人们都说耶稣是好人，”他平静地说，“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好，这一点显而易见。然而他们还是将他钉上了十字架。我们又怎么能够避免日常生活中的‘十字架’呢？”

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博班的个性。六个月前，他以首席执行官的身份重返球队，九月又通过俱乐部首次民主选举当选为主席。他希望重振这支曾经在自己19岁便担任队长，并于34年前离开加盟米兰的母队。他的目标是在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的丑闻阴影下，为俱乐部注入新的活力。而他为此不收取任何报酬。

“我一辈子都在表达自己对迪纳摩、这里的人们、这座城市以及我的国家的热爱，”他坚定地说道，“因此当他们邀请我时，我怎么可能说出‘不，我已经57岁，只想在岛上晒太阳、看海、钓鱼’这样的话？如果我拒绝了，那将是对我一生所持价值观的背叛。”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停留的三个小时里，博班阐述了自己的愿景，并坦诚地讨论了那些迫切需要理清的复杂问题。其中最受关注的便是2024年1月与欧足联的决裂——当时他担任欧足联的足球主管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的章程修正案极为不当，该提案允许切费林争取第四个主席任期。彼时他公开批评切费林的“个人野心”。而切费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则回应说，博班“不值得我评论”。

球员时期的博班曾随AC米兰四次夺得联赛冠军，并在1994年捧起欧洲冠军联赛的奖杯。退役后进入管理机构，一直以退役球员的身份发出有力但经常受阻的声音。回望这些经历，是否感到后悔？

“我只遗憾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之间的私人关系走到这个地步，很抱歉事情发展成这样。”自那以后，两人再无联络。“那几年我们相处得很好，和他的家人也关系融洽。但我做了我认为必须做的事，也清楚地表明了立场。他选择了他的道路，就这样吧，我祝他一切顺利。”

“但我不后悔。这件事我考虑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一样意气用事，也没有像被宠坏的小孩那样随意而为。我反复思量，给自己时间思考，也让别人有时间消化。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和结果负责。我是如此，其他人也一样。”他坦言，如果不是那次决裂，自己可能仍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内心的想法对他而言是不真实的。正如2020年3月，他在AC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时，因在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最终被迫离开。

由此引出一个疑问：如果他现在仍担任国际足联的职务，将如何看待当前的局面？2016至2019年间，他曾出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后来才加入AC米兰。博班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共同推进了该机构的改革，并称在他任职期间，这个曾一度“感到恐慌、失去方向的组织”逐渐回到了正轨。他极力维护他们当时共同推动的变革，也为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进行了详细的辩护——该项目主要由他推动。

博班认为，许多分析都忽略了VAR在防止比赛操控、维护比赛公正方面所起的作用。“如今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经完全不同，”他说，随后列出了一系列数据，将VAR介入所耗费的时间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界外球用时进行了对比。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宗旨的行为，他一定会辞职。当谈到因凡蒂诺通过授予特朗普“和平奖”来“占用”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时，博班直言不讳。“这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他如此评价前任上司的做法，“我根本无法看下去。我很惊讶他会有这样的想法，这太过政治化，沉溺于扮演政治家角色以及类似的事情。”

“起初并非如此。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意是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个方向，当时也确实在朝这个方向迈进。但之后，一切都偏离了轨道。詹尼曾经是很有责任感的，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对他本人和国际足联造成的影响。他本意是好的，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国际足联不应该成为一个政治组织，可他现在正把它推向这个方向，这是令人遗憾的。”

“然而这并不能掩盖他之前所做的一切有益之事，这样说并非因为我们曾经共事。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恰恰表明方向已经迷失。至少，这件‘荒诞的作品’暴露了所有问题。我为此感到惋惜：为国际足联惋惜，为他惋惜，也为足球惋惜。”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在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的主管，这次是来做简短汇报的。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的青训营和B队效力超过十年。博班的规划是将拉玛西亚的培养理念与那些造就无数克罗地亚球员的激情相结合。

“我们希望拥有欧洲一流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满怀信心地说，“这样，大家就会知道，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培养的球员。”

在他看来，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赛区年轻球员提升竞争力的可靠平台。“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顶尖的青年后卫之一。”他是在季前赛阶段从巴塞罗那转会而来的。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相似的道路。年仅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很快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动容，但这种思路真能使迪纳摩这类俱乐部在精英球队间差距日益扩大的足坛中立足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回答道，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为凭借明智决策而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并未批评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落实工作值得肯定。许多核心人士承认，正是博班在与执行委员会的长期沟通中，将新欧冠的小组赛制从10场缩减至如今的8场。同样地，在国际足联任职时，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加，赛程为期18天，采用三队一组的形式，淘汰赛若平局则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及当前的世俱杯赛制，他不禁提出批评：“32支球队、30天的赛程，这简直是在‘摧残’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情地谈论这些话题，其中还包括他所说的“另一个致命因素”——加时赛。这不禁让人担心，这位曾影响足球发展的人物是否过早地被权力核心遗忘。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毫无对手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便在如此高度受控的政治环境中，博班依然拥有许多支持者。他难道不会再次考虑重返高层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许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会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其他任何地方。所以，还有什么可要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呢？”

此时，薄雾已完全笼罩了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中爆发了暴力冲突，博班一脚踹向警察，由此成为了民族英雄。与一些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为了克罗地亚抵抗力量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属于集体的时刻，并非我个人所为。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经历过如此深切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而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感到骄傲，为年轻人骄傲，为我们反抗的姿态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国际足联向他发出邀请之前，博班已经取得了历史学学位，做过记者，并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或许是因为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深入研究历史，”他说道。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相同的困惑、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够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学位，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是一名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穿上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前往学院的球场。他膝盖中的软骨已所剩无几，但他仍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尝试与U17的球员同场竞技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现在的状态，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着说，“我从不防守，总是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我来这个世界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